话说荣宝斋

2007-06-01 11:18:00　来源：书摘　米景扬　我有话说

　　荣宝斋的“门票”

包装纸以前也叫“门票”。俗话说：“货卖一层皮”，包装精美得体不但能够提高货物的档次、赢得顾客的青睐，同时也是一种很重要的产品

宣传渠道。因此，凡是著名的商店，都对包装纸十分重视。荣宝斋历来非常重视包装纸。过去荣宝斋的“门票”种类颇多，尤其是，荣宝斋还有天津、上海、武汉等处分店，分店各自印刷的“门票”又各不相同。

荣宝斋的“门票”设计，大多出自名人之手，如辛巳年（1941）潘龄皋书写的“门票”及丙戌年（1946）由溥儒、张伯英和溥雪斋分别书写的“门票”等，均具文化蕴涵。

早年荣宝斋的“门票”，经营内容写得十分详尽。下面就是一张清末荣宝斋的“门票”所述的内容：

本斋专办进呈红黄绫纸，奏折正副表文，万寿贺本。承办科场试卷。自置赤金、冷金、瓷青、朱砂、绢笺、围屏，描金各色贡笺、画绢。琴弦、日晷、罗盘、湖笔、徽墨、歙砚、泥金、颜料、八宝砂印色、时款雅扇。精裱册页、手卷、屏幅、对联、古锦、缄黹。精镌墨盒。时下名贤书籍、字画、笺简、帖套，各色南纸。文武缙绅吏部四季呈书、刑名各种例书，一应俱全。京都正阳门外琉璃厂桥西路北便是。

清代荣宝斋的包装出纸

　可以看出，作为一家南纸店，荣宝斋当年经营的内容多么丰富多彩。

新中国建立以后，荣宝斋的包装纸重新设计过好几次。

1956年，由郭慕熙女士设计了一种包装纸。其图案是雍容华贵的唐代仕女在花园的走廊中悠闲漫步，走廊之间写有经营的内容，设计典雅而华美。

此后不久，又设计了一种上下为画像砖图案、中间写有经营内容的包装纸，也显得古色古香。

到了20世纪60年代，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，大家感觉到这些包装纸好像缺少一些“政治内容”。有一天，营业部的刘振业科长找到我，说：“现在又要重新印包装纸了，你给设计一个吧。”

怎样的设计才能既有艺术性又不脱离政治呢？经过反复思考，我想到了由郭沫若亲笔书写，由于非、田世光、俞致贞三位名家合绘的《百花诗册》。

在“大跃进”的岁月里，郭老创作了“百花齐放”诗歌一百首，后来，在荣宝斋经理侯恺的提议下，郭老亲自将一百首诗用毛笔一一手书，由荣宝斋邀请于非、田世光、俞致贞三位名家根据诗意配画，最后由荣宝斋木版水印出版。这一诗、书、画联璧的《百花诗册》问世后，大受欢迎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。

于是，我精心选取了《百花诗册》中四季花卉图案，组成四面环绕的一个花环，以体现毛主席“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”的文艺方针；中间写上经营业务、地址、电话等。我还第一次把1950年郭老为荣宝斋题写的“荣宝斋新记”匾额中的“荣宝斋”三个字摘录下来，印到了包装纸上；没想到，后来这三个字成了荣宝斋的标准字，蜚声海内外。从这件事情上也可以看到包装纸宣传作用之一斑。

我设计的百花图案包装纸使用的时间也不太长。进入70年代，又有人提出，光是一个花环，含意的表达仍然不怎么突出，于是领导提出要我再设计一种新的包装纸。

为了不辱使命，我再次开动脑筋。我想，荣宝斋的性质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橱窗，应该围绕“传统文化”来做文章。所以，我就在包装纸的中心设计了中国最古老的绘画――《晚周帛画》。郭老认为《晚周帛画》的含义是和平战胜战争，内容也很有意义。以这幅帛画人物为中心，我又在周围配上青铜器的古老花纹，形成浅色的底画，上面仍然保留了郭老书写的“荣宝斋”标准字，再印上荣宝斋的经营业务和地址、电话等。

这个图案设计完成以后，领导和同事们都表示满意；后来，在80年代的一次商业装帧会上还得了奖。国外大型商店的包装纸是不能随随便便更换的，这个思想也逐渐形成了荣宝斋同仁的共识，于是，我设计的这个包装纸有幸从70年代一直沿用到今天。

　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荣宝斋包装纸

荣宝斋对包装纸的纸质也非常重视，使用的是一种质地最好的“鸡皮纸”，在当时的包装纸里也是最贵的。这种纸包装起来不仅好看，而且非常结实。

1979年荣宝斋到日本举行“荣宝斋展览”，相形之下，我发现日本商店的包装有很多可取的地方。比如说，当时我们还用纸绳包扎商品，而日本早已不用绳子，改用胶条了。这不仅十分便利，而且包装出来的东西平整方正，非常好看。于是我就在日本买了20个胶条架子，又买了一批胶条。从此，荣宝斋结束了用绳子包扎商品的历史，也开始用新式的胶条来包装了，包装出来的商品也是平平整整，确实好看。

日本包装商品可取的地方还有手提袋。店家把卖出的商品置于袋中，不仅规整好看，而且方便顾客提拿。我感觉应该把它引进来。回国后，我就找到给我们荣宝斋印刷包装纸的厂家，共同研究，能不能以荣宝斋现有的包装纸图案为基础，做成手提袋。当时做手提袋的材料几乎难寻，比如穿绳子的气眼儿，只好找个鞋厂来做。而当时还不知道在纸上附一层塑料薄膜的技术，只好在纸口袋外再套上个塑料口袋，然后再粘上。手提袋用的绳子，也是费了好大劲儿才找到了合适的。经过厂家努力，克服种种困难，手提袋终于做出来了。手提袋的出现，确实方便了顾客，人们纷纷跑到荣宝斋来要这种手提袋――其实不少人是拿它做其他用途去了。

胶带和手提袋现在看来再普通不过了，但是，直到20世纪70年代，中国还没有这些东西。它的引进和使用，起码在北京来说，荣宝斋是领先一步的。

　　荣宝斋文物也曾“南迁”

大家都知道1933年故宫文物因日寇入侵而南迁的往事，却很少有人知道在“文革”中，荣宝斋的文物也曾“南迁”。

1970年12月中旬，我在中国美术馆参加历时8个月的“毛泽东著作展览会”设计工作之后，调回荣宝斋。不久，当时的“革委会”便交给我一项重大任务――押运荣宝斋所藏的全部文物去湖北丹江存放。局领导交待，这是为了落实当时的一个“战备命令”。

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荣宝斋包装纸

荣宝斋的文物收藏，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，当时门市部的一些书画名家作品，如齐白石的精品、张大千的《九歌》册页等，都没舍得卖，就放在经理室秘书老惠英同志处保管。后来又有意识地买了一些好画，如收藏家郎正庭先生出卖了数幅陈少梅的佳作；又从“墨缘阁”画店买了几幅徐悲鸿的大画。特别是60年代初，文化部夏衍副部长特批了一笔钱，由时任荣宝斋业务主任的许麟庐，带着业务人员黄宝善，赴南方浙江等一些大城市，购进了一批历代古书画，其中有元代吴镇《秋溪远眺图》，元代盛懋《清溪渔作图》，元人《调马图》以及“明四家”、陈老莲、徐渭（青藤）、陈淳（白阳），清代“四王”、石涛、八大山人、“扬州八怪”等历代古画名迹。此后，又由几位业务人员陆续从门市调入一些近现代名家佳作，以及田白、田黄、鸡血、白寿山等名贵印材和古墨、端砚等文房珍品，组成资料室。到了1970年，荣宝斋所藏文物总数已达四千件之多。近年听说有专家估计这批文物的总价值达25亿元，可见当时押运这批文物的责任相当重大。

这四千多件文物，被分别装进40个刷着绿色油漆的大木箱中，用卡车拉到丰台货运站。1970年12月22日，我带着暖壶、棉被和一周的干粮，到丰台货运站押车。荣宝斋文物被装进一个铁皮货运车厢，车厢里还有“版本图书馆”这些年珍藏的贵重图书和“人民”、“文学”等中央大出版社的善本图书，其中大多是无价可估的珍贵孤本。押运者共三人，时任版本图书馆馆长的吕朗同志任押运组长，另外一位是某出版社的干部。

货运与客运完全是两回事。货车车厢没有窗户，车里黑洞洞的；也没有座位，只能席地而坐。更让人心里不踏实的是，货车车厢是在货运站编组，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被拉走了，根本不用跟谁打招呼，因为拉的都是货。而我们这节车厢，拉的是价值连城的文物珍宝，里面虽然还有三个押车人，但是没有人理会和招呼我们。列车到一个编组站一停，也许半天，也许两天；时常夜里正睡着觉，突然列车就启动了。有时候列车走了很长时间，才到下一个编组站，将车厢放在另一条线路上，没有人管了。这时我们三个人赶紧轮流下车，上厕所，灌暖壶，打听何时能编组离站。

12月份的天气天寒地冻，铁皮车厢里像冰窖一般。白天有太阳还算好，一到寒夜，彻夜难眠。好在吕馆长是位局级老干部，见多识广，很有些阅历，时而讲一些他经历的小故事，倒也解了旅途之苦。巧的是，车上装有文化部顺便带给干校人员用的几十条毯子，我们连铺带盖，先“享受”了一番。